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天道论)

《<易经>的政治智慧》第三十六讲：荀子的政治智慧

原创 甫仁易经研习营 易经研习营 20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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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荀子之中心思想，则依旧守儒家政治哲学之一贯之义：民本思想。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一语，上通孟子‘民贵君轻’之义，下接梨洲‘君客民主’之论，谨此一语，荀子已可堂堂在儒学中占一席崇高之地位”。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讲荀子的政治智慧。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在中国儒学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唐代陆德明、清代的汪中及近代的郭沫若和周予同等都认为汉代儒生们所奉读研习的经典，大多都是荀子传下来的。郭沫若说：“汉人所传授的《诗》、《书》、《易》、《礼》以及《春秋》的传授系统，无论直接或间接，差不多都和荀卿有关，虽不必都是事实，但并不是全无可能”。

我们前面讲到过，邵雍曾经说：愿学孔子既是愿学《易》。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自然对孔子的易学思想有深入的继承。所以刘向认为荀子“善为《易》”，《荀子》一书中曾谈到《周易》，还有多处引用《易》、论述《易》。在《荀子·大略》里有一句名言“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荀子还说：“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可以看出，荀子和孔子一样，并不把《周易》作为推断吉凶祸福的工具，这是他对孔子“不占而已”、“观其德义”的易学宗旨的直接继承，也与《帛书易》中提出的“无德而占，则《易》也不当”的思想十分契合，还有学者研究，认为《易传》其实和荀学及荀子后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认为《易传》的一部分是荀子的弟子、后学写的。

我们前面讲过，《周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意思是说《易经》这部书，广大周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就是三才之道。荀子据此确立了著名的“天人之分”的命题。《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在这里提出“天人之分”，其目的是想界定天和人的各自的名分和职责，从而从理论上来明确人类社会的问题还是要靠人类自己来解决，不是取决于天。但荀子又提出“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荀子·不苟》），就是说，志向远大的君子敬重天道并遵循天道规律，平常也会敬畏道义而节制自己。这看起来和荀子提出人类的问题解决不取决于天又自相矛盾。

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正是荀子论述天人关系的特别之处，荀子的天人关系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由天到人，即天对人的干预，荀子直接给断开了这种联系，否定了人命天定的宿命论。其实这是荀子对《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继承。荀子通过否定宿命论，来提倡人类自己构建政治秩序的自觉性，从而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提供政治正当性判准。所以《荀子·大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鲜明的提出了立君为民的政治正当性判准和利他的民本思想。

荀子虽然认为君非天授，但荀子是尊君的。荀子为什么要尊君呢，因为君主具有重要的作用。《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就是说，人君是构建政治秩序的关键，是自建为侯的主体，而且构建秩序之后，赋予百官之职，人君还要加强监督，“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这其实就为君主的政治职责进行了正当性判准。

荀子将理想的君主设定为一个高级公仆，如果不能尽职尽责，就可以被废除。为了防止君主专制，荀子为君主制定了政治正当性的标准是保民而王，萧公权先生认为，荀子虽然尊君，但并不废民贵之义，荀子依然是民本导向的。《荀子·王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正论》指出：“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荀子还从执政者的产生途径方面来论证“民”在政治权力来源上的决定地位。《荀子·性恶》中说：“一个路上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王，为什么这么说呢？禹之所以成为禹，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度。这说明仁义法度是可以了解、可以做到的。而路上的普通人，也都具有可以了解仁义法度的资质，都有能做到仁义法度的才具；既然这样，他们可以成为禹也就很明显了。”荀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禹”的身份不仅仅是道德楷模，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圣君，是执掌过天下的人。而大禹的圣王之位是通过做好自己而禅让得来的，不是暴力争取的，这实际上是荀子在讲个体的“君”的造就问题，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强调“禹”这样的“君”不是上天专门生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中成长起来的。“涂之人”就是个体的“民”，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成长为“君”的材质。这意味着，君主与民众其本性都是一样的，每个普通人都有成为大禹的可能性，“君”本身也是由“民”成长起来的，荀子由此强调了“民”相对于“君”的根本性地位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来源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普通人成为“君”后，在当时都是“世袭制”，“世袭制”就将后来的普通人成为君的机会剥夺了，荀子为此进行了理论预设，《荀子·正论》说：“圣明帝王的子孙，是权势占有者，但是如果没有才能又不公正，国内则百姓怨恨他，国外则诸侯背叛他，近处是境内不统一，远处是诸侯不听从，政令不能在境内实行，甚至于诸侯侵略分割、讨伐他；像这样，即使他还没有灭亡，说明他已经失去天下了。”这说明荀子首先不反对“世袭”，但荀子认为，虽然你是圣王的后代，你只有圣明，才可以继承“君”位，如果你违背了“使民生”的要求，那么轻者受到惩罚，重则被赶下“君”位甚至被杀掉，也就是被“革命”了。所以《荀子·富国》上指出“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认为“人主”丢掉政治权力乃至自己身家性命都是自取灭亡，是其违背“使民生”的利他原则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而荀子天人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和天道的关系，荀子确立了人对天的主动性效仿，这是一个制度和治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荀子秉承《易经·系辞下》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来强调，人德一定要去效法天德，人道的制度一定要效法天道的制度，才能够完善社会和国家治理。荀子据此提出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精辟论点。荀子对《易经》中关于天、地、人“相参”的理论，做了进一步深化，着重强调和倡导了《易经》内在的人文精神，来强调人的自强不息的重要作用。这种自强不息的作用的发挥，首先还是要君主带头制定制度并执行。《荀子·君道》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又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这也就是说，治国理政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形成“头雁效应”。

所以《荀子·君道》说：“君主如果好礼义，尊贤使能，没有贪念，那么臣下也就会谦让、忠诚、老实，谨慎地做臣子。如果能做到这样，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会守信用，不等抽签、抓阉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办好，政令不繁多而习俗能变好；百姓没有谁不顺从君主的法令，而且对此感到安乐。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这就叫做极其太平。”所以，荀子为统治者的政治正当性和政治秩序的构建责任都设置了理想的标准，从而为政治统治者规定了执政的伦理，就是利民。

所以有学者说，荀子的政治哲学架构将“民”的利益与具有生生之德的“天”相链接，作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而“君”由于能实现“天”所赋予的利民职责，被“立”为现实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再以“臣”来具体运行权力来对可能出现的君主个人的专制进行制衡，以保障民利的落实。荀子用“天命之权威、“民众”之力量、“贤臣”之职责和仁义道德的要求在不同层面上，为将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提供了理论预设。这种民本政治哲学的思想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是有所启发的。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